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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林拓:面向新海洋时代的中

2019-08-28 18:24栏目:仪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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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曾经是人类的禁区,如今越来越成为人类的希望。21世纪以来,以南海、东海为核心圈的地缘战略争夺日益加剧。海洋背后是主权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科技问题,鉴于此,海洋战略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海登表示,生态服务系统即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从大自然中获得资源的过程,是关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其核心内容就是在可持续使用、管理和保护的基础上开发海洋资源,同时对海洋进行监控。海登认为,正在执行的以及未来可能要执行的发展战略都必须站在全球的视角。海洋生态服务系统重在管理,只有将社会、生态、经济间的相互作用融入到管理中,才会产生最大的效益。

新海洋时代已经来临,人类文明揭开了新的蓝色篇章,城市在这样的时代将迸发更大力量,这也将深刻改变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经济社会面貌。近年,围绕海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骤然激增,如何加快提升海洋发展的战略能力,抢占新海洋时代的先机成为重大战略命题。为此,本专版聚焦海洋与城市发展,分别就战略实践和学术研究这两个密切关联的重要层面展开探讨。前者主要从文明进程的宏阔视野,探明面向新海洋时代的中国城市战略新趋向;后者节选国际海洋学会主席贝楠先生与林拓教授的对话,探讨国际海洋与城市科学构建的重要意义与基本思路。两篇文章互为支撑,各有侧重,以期引发对海洋与城市发展的充分关注。 面向新海洋时代的中国城市战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林拓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世纪论断,2001年联合国缔约国文件正式提出后,已渐成世界共识。“海洋时代”(maritimeage)早在500年前的大航海或称地理大发现已经开启,此后,大国兴衰的历史进程以及马汉、施米特等的思想推动更使海洋意识深入人心。然而,海洋世纪的提出,不仅仅是海洋时代在新世纪的延伸,更深刻地反映了新海洋时代的来临。 新海洋时代来临与城市战略角色的突显 就在上世纪后期人们忧虑资源约束、增长极限等之时,8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将新兴信息技术等前瞻性地运用在海洋勘探,发现了海洋的巨大潜能,人类揭开了以海洋开发为主题的第二次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序幕,并催化世界海洋发展从渔业、海运向海洋新能源与战略新兴产业的全面开拓,从海洋浅层向水体、海床和海底立体开发的纵深推进,陆海经济从分割走向融合等重大转折,至于传统海洋产业与现代服务业、高新产业等联姻,已经呈现出跨越发展的态势。 不仅如此,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改变了领海之外即公海的传统格局,全球1/3的海域以专属经济区等方式划为沿岸国家所管辖,堪称全球海洋权益格局的“空间革命”,这极大地激发世界沿海国家向海洋进军的热情并驱动海洋新战略的相继出台。如果说,曾经的海洋时代伴随的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海外扩张,那么,整个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看到的是,现今的新海洋时代正在经历全球海洋战略的重塑与海洋开发格局的重组: 一方面是传统海洋优势国家的重新布局,美国在2000年前后重新聚焦海洋发展,2004年颁布《21世纪海洋蓝图》等着力构建海洋经济大开发新格局,奥巴马上任后更强化海洋管理与开发;日本企图将相关海域纳入国土,使其国土面积将跃升世界前十位,2000年以来逐年制定海洋开发推进计划并设立首相直接领导的海洋政策本部;英国进而视海洋为“立国之本”并确立首个综合性海洋产业增长战略;澳大利亚则改变对农业与矿业的偏重,致力于打造“潜在海洋超级大国”。另一方面是新兴国家海洋战略的重新定位,俄罗斯从“争夺出海口”提升为“海洋富国”,韩国的目标直指“21世纪世界一流海洋强国”,越南面对人均耕地仅为世界水平1/3的资源困境,努力使海洋经济占GDP与出口额的比重达一半以上,等等。进入第二个十年,围绕海洋开发及力量格局重组的种种冲突与合作纷至沓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海岛争端只是冰山一角。 更重要的是,城市在新海洋时代扮演越发重要的战略角色。以美国为例,沿太平洋城市带和沿大西洋城市带原本就具有深刻的海洋面向,当前旧金山湾区更着力打造成综合性蓝色经济区,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局官员最近透露,美国80%的GDP受到海岸地区的驱动,而GDP的40%以上也是受到海岸线的驱动。当下美国的国家新海洋战略的制定,正是深受“沿海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发展的影响”。放开来看,目前全球3/4的大城市分布在沿海地区,其作用举足轻重;同时,目前全球70%的工业资本聚集在沿海、贸易总值70%以上来自海运,此外,联合国《21世纪议程》预计,2020年全球沿海地区人口将达到人口总数的75%,可以说,资本、人口等的趋海化发展更加强化了城市的战略作用。 新海洋时代与中国城市的战略转变及考验 我国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陆海统筹”,近年颁布的国家级区域规划70%以上涉及海洋或滨海发展,舟山群岛新区成为第一个以海洋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南海三沙市的建立更体现了建制城市在海洋发展中的重要性,城市正在成为中国海洋发展的战略角色。随着我国政府大陆架划界的不断明确,将进一步扩大地沿海城市发展利用海洋的空间。建国以来沿海地区经历了两轮发展热潮,第一轮是建国初期,沿海城市发展呈现工业生产与国防建设相结合的特点;第二轮是改革以来,以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等为标志的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与之不同的是,新一轮的沿海城市发展更具有面向新海洋时代、陆海统筹发展的鲜明特征。 一是战略面向从陆域型向陆海型发展的转变。54个沿海城市的十二五规划90%以上提出向海发展或海洋发展的城市战略,陆海型的城市战略面向已经形成,嘉兴从“运河时代”向“滨海时代”,宁波从“从三江时代”向“深港时代”,绍兴从“镜湖时代”向“杭州湾时代”等。一批海岛被赋予更高的战略地位,曹妃甸、舟山群岛、平潭岛、横琴岛等的开发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一些沿海城市更推进陆岛联动发展,如温州从“瓯江时代”到“滨海时代”再到依托半岛工程的“东海时代”,等等,以海岛为依托的沿海城市第二经济带正在形成。 二是产业发展从临港工业向陆海联动的转型。一方面“以海带陆”,围绕海港形成的产业集群与海运物流业不断联结,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区港联动等推进城市发展;构建海洋经济的产业组团,并着力向海洋战略型新兴产业逐步提升。另一方面“以陆促海”,加强城市金融体系、优势产业、基础设施与海洋经济的对接联动,提升海洋经济能级,并引发城市经济重心的趋海化转移。 三是交通体系从沿海交通向陆海联通的转化。从已建成的辽宁等滨海公路到建设中的辽东半岛至珠三角的沿海铁路,近年滨海高速路网不断完善。跨海大桥建设不断推进,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最长跨海大桥的国家,已经进入“桥海时代”,结合铁路公路等交通方式形成跨海通道,陆海通达能力趋向优化。 四是海岸带从城市边缘向发展重心的转换。海岸线向陆一侧,正在成为海洋经济的产业集聚地区,有的甚至将行政中心迁移到濒岸线地带;海岸线向海一侧,继50年代围海晒盐、60、70年代围滩农垦与90年代初围滩养殖之后,正在掀起新一轮填海造陆的热潮,海域空间利用正在从滨海围垦向海域造岛拓展,海上人工岛广泛应用于油气、旅游等产业,近半数的沿海城市正积极建设海洋生态城。 五是政区建制从城乡统筹向陆海统筹的变化。半数以上沿海城市设立与区县平级或高于区县的滨海新区,环渤海、环杭州湾、环珠江口新区群悄然形成;半数以上的沿海城市在近五年展开了与海洋发展相关滨海的区县、乡镇区划调整,超过2/3沿海城市的十二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和改革”。 六是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关系的战略重组。海运与物流革命推动了生产型与消费型社会的产生,有研究认为,复杂物流能力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取胜的核心之一,新海洋时代,全球海运与城市物流不仅深刻重组,更促进内陆城市深度融入海洋发展。以陆港—海港联动为例,物流功能联动、信息网络联动、区域大通关制度等解决了内陆城市进出口货物通关问题,陆港成为联结海港城市与内陆城市的重要纽带,目前内陆城市已建有近70个陆港,最远到达乌鲁木齐,形成东北、华北—西北、东南—中部、华南—中部、北部湾等五大陆港群,深刻改变了沿海—内陆集疏运网络及内陆与沿海城市的关系格局。 面向新海洋时代,我国地方与城市已经展现出可贵的创造精神与创新智慧。不过,上述中国城市的发展趋向既是海洋面向的战略自觉使然,也与自身资源环境等的内在压力不无关系,因此,资源透支与生态超载等现象在在有之,海岸线建设性破坏、陆源污染严重、四大渔场基本没有渔汛等等,原本就是生态脆弱区的海岸带难堪重负。饮食与营养结构变化引发对渔业的旺盛需求,渔业资源日渐匮乏又迫使渔民别向他求,进而导致国际纠纷,“小渔民已成大影响”。海洋作为发展的第二空间不应该“未富先衰”,这对陆海环境容量双重约束下陆海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更为紧迫的要求。海洋经济能级不仅取决于海洋资源,更取决于陆域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故而陆海经济统筹对城市战略能力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而城市人口、经济等的趋海化集聚本身就易于导致“小灾害,大灾难”,加之新老风险多重叠合,灾害效应链式扩散,对城市安全应急提出更为严重的挑战,巨大机遇与巨大风险的并存正是新海洋时代的显著特征。 实际上,纵观海洋时代曾经的历史,不难发现,世界大国的海洋大发展背后,都隐含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新海洋时代更是如此。“人类的海洋性存在”在过去可能还是哲学遐想,但到了现在,已经是不可回避的重大哲学命题了! 21世纪科学的重大方向:国际海洋与城市科学 ——林拓与国际海洋学会贝楠主席的对话(节选) 对话者简介: 贝楠(AwniBehnam),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国际海洋学会主席,曾任77国集团联络办事处负责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海运处主管助理、贸易发展董事会秘书长高级顾问等要职。 林拓,华东师范大学世博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与城市发展”教席机构筹建负责人之一。 城市时代和海洋世纪:新纪元的历史交汇 林拓:贝楠先生,您作为国际海洋研究的领军人物,在海洋治理、海洋环境等领域深有造诣,为推动全球海洋合作作出重大贡献,享有盛誉。众所周知,“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不少国家将海洋作为国家战略的关键基点,甚至将海洋视为立国之本,海洋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倘若从文明进程来看,我们已悄然进入新海洋文明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对海洋与人类的关系进行全面审视。 贝楠:我非常欣赏新海洋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科学论断,不仅揭示了当今海洋发展的关键与人类的生存状况,有助于海洋战略选择与政策制定,更将促进新国际关系与合作的形成。应该说,海洋经济和社会价值无法被完全或准确估计,它是人类蛋白质摄入的最大来源、地球生物量90%以上来自海洋,而海洋的90%还未被开发,特别是深海遗传资源,远远超过我们的现有认识。然而,由于人类长期以来理所当然地认为海洋具有可持续性,采用了具有破坏性的开发方式,已使脆弱的海洋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根据海洋环境保护联合专家组调查,目前对海洋的主要损害方式至少包括三个大类、近百个小类。因此,我很同意你的看法,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海洋与人类的关系。 我认为,人类应学会与海洋共生,这才是真正的“蓝色经济”,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充分利用海洋的丰富资源与潜力,另一方面是预防繁荣的海洋发展背后的风险。就前者而言,海洋显然为人类的基本生存和繁荣提供了坚实基础——从休闲到科研、从旅游到渔业、从食品到医药、从废物处置到碳汇、从能源到矿产、等等;就后者而言,近来频繁发生的海啸、飓风、气旋、风暴潮等极端气候事件以及其他海洋灾害,多数并非由人类活动直接引发,却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因此,个人和社区必须对气候拥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以降低灾害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与海洋建立共生关系的过程就是探寻创新发展途径的过程,而时至今日,我们越来越明确的一条重要道路就是将城市与海洋相连。 林拓:如果说,全球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标志着全球城市时代的来临,那么,如今我们正处于城市时代和海洋世纪交汇的新纪元。不仅如此,与人口城市化进程相关的是人口的趋海化。海洋与城市、沿海与内陆交互作用的复杂性更甚于以往,海洋为人类提供发展的巨大机遇也展现出人类无法控制的巨大威慑,而城市与海洋的密切关联正是人类依托海洋、利用海洋的集中展现。海洋与城市的密切关联,不仅推动现代国家发展,还影响着世界格局变动,更关乎人类的未来。实际上,城市化与趋海化已经并将进一步深刻改变地球的整体面貌,这呼唤着国际海洋与城市科学的历史登场。 贝楠:我很同意您关于海洋与城市发展的观点,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也曾经或正在经历这一过程。现在有6千万人生活在海平面一米以内,且这一数字在本世纪末将升至1.3亿,2025年约75%的世界人口将住在离海岸100公里范围内。我要强调的是,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将海洋与城市相连的重要意义,但我们遭遇的挑战可能比想象中更为严峻。我们正处于三大挑战汇聚的“巨大风暴”之中:一是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与洋流模式改变等问题不仅对海洋造成影响,也对城市产生交互影响;二是全球金融危机,由此也引发对海洋资源需求模式的改变;三是安全问题,例如海盗事件的增加等。三者在时空上的相互交织将对蓝色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威胁,而城市正是诱发“风暴”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际海洋与城市科学:新海洋时代的重大方向 林拓:的确如此,当前海洋发展存在着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例如陆域本位问题,长期形成的陆域发展惯性易于将陆域发展方式移植到海洋发展领域,陆域产业布局向海转移可能导致的生态后果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海岸带原本就是生态脆弱区,在当前陆海发展方式冲击下,我们正面临“发展困局”,海洋越发展,生态越受冲击,这不仅出现在东亚,欧美亦如此。再如陆海分割问题,以往的城市研究往往将海洋视为匀质常量,忽略了海洋与城市综合因素间的多维度交互影响,尺度失当是导致诸多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又如,风险应对问题,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风险社会时代,近年全球多座沿海大都市遭受重创,全球超过50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三分之二处于低海拔地区,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使得这些城市自然灾害频发、淡水资源匮乏,生态脆弱性不断加剧,但风险应对与协作机制却尚未建立。因此,我们必须推动陆域与海域发展方式的双重转变,包括从海洋粗放式开发到集约式发展转变,从海洋末端治理向陆域源头防治的前移,等等,这些都是海洋与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命题。贝楠先生,您长期致力于促进海洋治理国际合作,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见解? 贝楠:我认为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学术研究领域将城市科学与海洋科学紧密对接,我们十分欣赏也十分支持您和您的同仁们所开创的国际海洋城市科学,这是面向蓝色星球未来机遇和挑战的战略举措,更是21世纪科学发展的重大方向。具体来说,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建设海洋与城市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平台,您与同仁们正在推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与城市发展”教席是非常重要的努力,希望国际海洋与城市科学研究院发展得更好。其次是探索综合性与多层级的治理结构。长期以来,大多数国家海洋渔业、旅游、环保、生态、能源等部门相互独立,缺少综合协调与合作部门,近年来,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加快综合性海洋政策与管理机构的建设步伐。还有,加强海洋综合教育,这可能并非是立竿见影的解决途径,但一定是海洋发展的必要过程,使人们懂得如何与海相邻、与海共存。 林拓:当前世界海洋与城市发展,不仅要求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海洋管理服务能力等战略能力的建设,还将影响城市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进而重塑城市性格,这都需要国际合作的支撑。我们也看到围绕海洋发展,国际冲突也在不断出现,目前有的国家从岛国向海洋大国的转型过程中,仍然沿袭传统海洋时代的扩张模式,似乎不善于通过海洋国际合作创新,扩大自身真正的影响力。如果说,以往认为,观察一个国家的政治整合程度的重要参照在于是否拥有强大的海军,那么,面对新海洋时代,倘若不走领土冲突的老路,我们还应该说,观察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参照则在于海洋国际合作的深广度与创新度,这其中城市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我们要走出另一个“发展困局”即海洋越发展,冲突越严重。以往的冲突主要在少数几个强国之间发生,今后随着各国开发能力的提升与开发规模的扩大,可能引发大范围的冲突。国际海洋与城市科学的“国际”一词并不是当下的时髦,而是反映了海洋与城市问题既需要人类共同面对又彼此关联这一基本事实。我们非常钦佩国际海洋学会与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比如国际海洋学会与中国相关部门、高校展开的合作。我们也正积极筹建“海洋与城市发展”教席、推动国际海洋与城市科学研究院的发展,希望更好地促进人们共同应对蓝色星球所面临机遇与挑战。 贝楠: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你和同仁们正在推进的工作十分重要,你们不仅在一系列关键问题取得重要进展,并为推动国际合作作出贡献,许多成果将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富有启发,希望能够不断向纵深拓展。面对不可预知的城市与海洋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需要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尤其是不应再将海洋与我们世代栖息的城市分离。情况的紧迫性和巨大的需求,要求我们必须加速行动推进海洋城市科学研究,我们需要做好准备为下一代迎接蓝色经济的挑战,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虞阳、申立整理) (本版研究成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2AZD017、教育部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11JJDZH002、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11YJA810008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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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瓦利尔表示,事实上,地球上约有1/4的生物生活在海洋,数量之多超出人们想象。他提到,海洋是全球气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储存和重新分配热能,维护气候稳定。海洋还是世界上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最大“贡献者”。海洋还有如全球货物运输、提供可再生能源等其他功能。海洋里的很多细菌、海绵和海藻对医药行业也有很大贡献。有研究人员尝试把海洋为人类提供的价值转化为金额,据保守估计,海洋每年产生的价值约24万亿美元;加上海洋和海滩为人类提供的精神方面的价值,海洋的重要性无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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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向记者介绍了一些非洲国家在海洋合作开发、保护方面的想法和做法。他提到南非、毛里求斯、塞舌尔、肯尼亚等非洲国家与其他印度洋沿岸国家共同组建了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该联盟定期举办会议,探讨如何将海洋经济作为优先发展战略解决国内就业和区域内可持续发展问题。南非在该机构一直承担积极角色,主动分享自己的海洋经济发展方案,与其他非洲国家共同制定范围更广的区域性蓝色经济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报》日期:2012年10月17日 版次:B08 作者:林拓 链接:

海洋生态系统处于脆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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